時代鉅變下的李登輝：從京都帝大到國立臺灣大學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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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笈京都

日治時期臺灣只有一所高校及一所帝國大學，即1928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(今國立臺灣大學)。能進入這兩所學校就讀的臺灣人，必然是資質優秀者。但由於臺北帝大無法滿足臺北高校生的理想，故每年皆有臺高畢業生挑戰東京帝國大學或京都帝國大學等名校。臺北高校的臺灣人畢業生，約有4成進入京都帝大，而進入東京帝大與臺北帝大的臺高畢業生各約25%。至於臺高的日本人畢業生，有近四成進入京都帝大，京都帝大可說是臺高生升學的首選。1943年李登輝自臺高畢業，旋即負笈日本，就讀其嚮往的京都帝大。

他攜帶鐵罐裝的豬油，有飯沒菜時可以拌著醬油吃；也帶糖與肉鬆，反映戰爭末期日常物資匱乏。儘管生活困難，在京都帝大專攻農業經濟時，保持閱讀哲理相關書籍的習慣，繼續探究有關人的問題，也在古都京都認識更多優秀的臺灣人，例如心理學者鄭發育(1916~1996)，他師從京都學派的西田幾多郎(1870~1945)，戰後曾任臺大心理學系教授。

李登輝住在德國籍傳教士開設的「日獨寮」，這裡住著幾位臺灣人留學生。臺北高校學長、東京帝大法科畢業的王育霖(1919~1947，二二八事件中罹難)，在京都擔任檢事補(候補檢察官)，對他和在京都的臺灣人相當照顧，京都的一切都令他畢生難忘。

「學徒出陣｣

李登輝原本有意往滿洲去發展，然因日本戰敗而未能實現。在大學讀不到半年，「學徒出陣」讓他與同時代菁英面臨戰爭嚴酷的考驗。

和他同部隊的有劉慶瑞(1923~1961，曾任臺大政治系教授)等人，他們回臺灣受訓，再前往日本千葉的高射炮學校受訓。1945年3月東京遭美軍大空襲時，李登輝等人被派去清理災區，目睹悲慘的光景。同年8月在名古屋迎接敗戰，「在那種社會百般蕭條的情況下，人要生存，糧食問題、環境問題都比靈魂更重要。因此，我開始有唯物論的思考，同時進一步要求社會公平，以致產生對社會主義的追求，前後經歷近十年。｣（引自《李登輝總統訪談錄（三）信仰與哲學》）現實環境對人心的衝擊之大，青年李登輝有著深刻的體驗。

臺大畢業、留學美國

二次大戰後，李登輝先回京大復學，再到東京等待返臺的船隻，1946年春從浦賀(位於神奈川縣)搭船，與多數臺灣人一樣懷著滿腔的熱情，亟思貢獻一己之力建設新臺灣。他所要克服的不僅是時代的轉換，還有語言(中文)的學習，以及在劇烈變遷的臺灣政治與社會中調適自己。

舊制高校與帝大的菁英養成教育，奠定李登輝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，他雖然沒能在戰前完成學業，憑藉著帝大生的資格，1946年返臺後順利編入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就讀，是該系第一屆畢業生。留校擔任助教的他，於1950年獲美援項下的獎學金出國留學，同期與他同樣獲得栽培機會的臺高校友，包括：許子秋(前衛生署長)、江萬煊(前臺北醫學大學校長)、王源(臺灣大學地質科學學系名譽教授)、黃際鍊(臺大農業經濟學系名譽教授)、楊基銓(曾任經濟部次長、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要職)。他們前往先進國家進修，學成歸國貢獻於臺灣。

從農經專家到國家領導人

在威權政治的年代，李登輝潛心於研究與教學，年過四十再赴美深造，1968年取得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。他重視理論與實務，完成許多研究報告，其剖析立論往往有獨到的見解，在學界與農經相關單位(如農林廳、農復會)逐漸嶄露頭角，也在臺大等校培養眾多的後起之秀。

1961年李登輝在日本時曾拜訪學長王育德（1924~1985），他是前述王育霖的弟弟，在東京大學專攻臺灣語言學，並從事政治運動。王育德在日記寫下：「給人的感覺真好，第一次遇到如此優秀的臺灣人。臺灣的經濟有他在，讓人放心。和他彼此交心談論重要的大事。像他這樣的好漢，只要有一百人在臺灣活躍，建設理想國家的美夢，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想像。」正如王育德的期許，李登輝後半生全心為臺灣的農業發展、政治轉型、國際地位而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