令人憧憬的臺北高校：菁英教育與人格形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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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學校的由來

成立於1922年的臺北高等學校，是戰前全日本38所高等學校之一。多數教師出身東京帝國大學，教師陣容甚佳。創校之初只有尋常科 (四年制)，招收小學校與公學校畢業生；每年全臺灣僅有40名小學生能考入這所學子們嚮往的學校。高等科設立於1925年，學生來自本校尋常科直升者以外，另招考120位中等學校畢業生，也允許中學四年級生報考。

第1~21屆高等科的臺灣人畢業生，來自尋常科加上各地中學校(最多來自臺北二中=今成功高中)共有632人，出身私立中學等的臺灣人僅22人，可見淡水中學校四年級在學期間即考上臺高的李登輝，在同儕中相當特別。

終於考取臺北高校

李登輝以第二名自淡水公學校畢業，但未能考取公立中學校，於是繼續就讀公學校高等科。第二年還是落榜，就讀私立國民中學(今大同中學前身)，1938年再插班進淡水中學。

為報考高等學校，「三年級時，我自己預習、準備，把四年級、五年級的數學書早些買來，提前把習題都做了」（引自《李登輝總統訪談錄（一）早年生活》），「把全日本有名的學校的考試題目拿出來研究。」宿舍室友回憶李登輝「經常讀書到半夜，……當時住在和寮的同學中沒有人自習到半夜的。又有一次，我看到他帶一本非常厚的《國文綜合研究》一書，由於再三看到他帶同一本書，我好奇問他一本書為何讀那麼久，他回答說已經看完兩遍，現在正在看第三遍。｣（引自《風起雲湧時-首位臺籍氣象官周明德平生所見所聞》）終於在1941年跳級考上臺北高校，創淡水中學第一位考入臺北高校的紀錄。

臺高同屆的臺灣人同窗

1941年4月臺灣總督府公布臺北高校高等科新生名單，文科與理科共147位。(畢業時人數略有變動)高等科學生依主修外語之別，分為甲類(主修英語，副修德語)、乙類(主修德語，副修英語)。李登輝就讀文甲，該班37位新生中只有5位臺灣人：邱祖明、吳明經、李登輝、劉茂本、林榮陞。戰後，邱祖明任教新竹女中，吳明經任職橡膠公司，劉茂本擔任律師，林榮陞赴日行醫；文乙只有1位臺灣人劉甲一(法學者)。理科的臺灣人較多，理甲有7人，理乙有19人(過半)，反映有志習醫的臺灣人頗多，包括曾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的施純仁(1923~2017)醫師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文乙的小田滋(1924~)是日本享譽國際的法學者。父親小田俊郎曾任臺北帝大醫學部長，是一位研究業績出色的內科教授；小田滋的兄長小田稔(1923~2001)也是臺北高校畢業生，為知名的天文學者。戰後小田滋曾來臺灣訪問，在其傳記中記載與李登輝及其他臺灣人校友的互動，以及他對臺灣的看法等。

充實學業、探索自我

李登輝住過七星寮(學生宿舍)，但「因為太自由了，寮裡吵得不得了，所以我搬出去，住在我阿姨大稻埕的厝」，通學上課。

舊制高校課程極重視學生的外語學習及各種人文素養，在優良的師資與充滿美感的校園內，李登輝受到師長們的薰陶。其中對他影響頗深的是歷史老師鹽見薰(1911~1961)，讓他了解傳統中國社會的特質及近代中國遭遇的困境等。

李登輝大量涉獵文史哲方面的書籍，「當時日本翻譯的大眾書籍範圍很廣，有世界各國的現代及古典小說，也有大師級的經典名著，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。｣而閱讀哲學與心理相關的書籍，目的是為了解自我，以及思索生死觀等具本質性的問題，透過深層的思辨而逐漸掌握人生的方向。

他曾回顧影響最重要的幾本書是：卡萊爾(Carlyle)的《衣服哲學》、歌德(Goethe)的《浮士德》、倉田百三《出家とその弟子》(出家與弟子)、魯迅《阿Q正傳》及《狂人日記》、和辻哲郎《風土》、內村鑑三《余は如何にして基督信徒となりし乎》(我如何成為一個基督徒)、河上肇《貧乏物語》、夏目漱石《門》、島崎藤村《破戒》、沈復《浮生六記》。

《浮士德》是他最常講給孩子聽的故事。李登輝與夫人曾文惠女士的獨子李憲文(1950~1982)曾回憶父親如此詮釋：「孩子﹗一切外在名利的誘惑，都是存在於我們四周的魔鬼，你為其所動，也就等於將自己的靈魂出賣與他，你將淪於他的驅使，不由自主地步向罪惡的深淵。所以人應當具備一股堅強的意志力，才不致陷於沉淪。｣（引自《從源興居到總統府》）

自由學風、青春洋溢

學業與課外閱讀之餘，運動是鍛鍊身心的好方法。中學校時期練習劍道的李登輝，到了高校時期喜歡踢足球。此外，在板橋林本源家的一張合照顯示，李登輝偶爾也結伴出遊，充分享受青春。

在臺北高校尊重自由與自治的氛圍下，學生們集體的行為（罷課抗議、校外嬉鬧）被視作展現自主性，而個人的嗜好甚至怪異的舉止，不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。當時部分高校生已經抽菸，李登輝也不例外，「十八歲就吸菸，一日吸一盒半｣，直到中年才靠意志力戒菸。

戰爭使就學年限縮短，李登輝提前半年畢業，為臺高第十七屆畢業生。雖然只讀了高校二年半，無疑的是形塑他人格最重要的階段。